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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鲁迅作品《孔乙己》
中国国民性：一个西来的殖民话语
中国国民性批判问题，并不是从中国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外来的问题。来自哪里？来自西方世界。
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并将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传播给被否定的非西方世界，要他们学习领会并最终认可接纳。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提供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非洲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这一切都因为他们离文明的欧洲最为遥远，是东方黑暗愚昧的中心。
至于中国，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面临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不幸的是，中国处于东方的尽头，比印度离文明欧洲的距离更加遥远，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东方黑暗愚昧的最后堡垒。为什么对印度和中国作出此种区分？因为印度已经被英国占领，正在接受启蒙和拯救，而中国一直拒绝拯救，可见在罪恶的道路上堕落得更深。
一个英国人说，英国也许确实需要几块殖民地，但是非洲、亚洲更需要英国。需要英国干什么？当然是需要英国用欧洲文明和基督福音来拯救他们。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英国和欧洲的文明人来掠夺并享用他们的财富。在整个殖民过程中，无论是殖民当局还是欧洲文化界，他们的声音汇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共同的意思：“他们不是掠夺者，而是启蒙者，他们不是逐利而来，而是为了完成造物主或君主赋予他们的某种使命，帮助那些不那么走运的东方人，设法使他们接近西方或提高到西方的水平。”〔1〕但是，如果这些野蛮部落不给启蒙者奉送银子，那就应该劫掠他们；如果这些愚昧国家抵制启蒙者的拯救，那就屠杀他们。
所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丝毫不需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是为了建构一个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满足西方文明扩张和殖民掠夺之需要。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在当下占统治地位的学术体系之中，为什么这个地球上只有西方人完美无缺，所有其他种族的民人之道德、性格、人格为什么如此丑陋、罪恶。
西方学者对中国国民性发表过高见的人，不乏鸿儒硕彦。孟德斯鸠、休谟、赫尔德、黑格尔等等赫赫有名的精英人物，都对中国国民性的缺陷深有研究。他们还分别从自然环境、历史境遇、法律风俗、政治制度等等角度，对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背景及其成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周宁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指出：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此时，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中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如何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陈述方式，如首先在与西方对应比较的东方化语境中确定中国国民性的精神核心并历数其多种特征，尤其是历数道德范畴内的反面例证；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的征服、掠夺、屠杀与扩张提供了正义理由。
除了精英学者之外，西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等各色人等，都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发表过形形色色的描述和评价。他们大多以唯我独尊的心态对中国的现象进行了或善意或恶意的批评。黑格尔的“中国研究”毫无疑问曾经以这些描述和批评意见作为依据，可是，他的学说和意见一旦公之于众，就以大学者的权威力量极大地规范着、启示着那些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各色人等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角度和描述模式。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动之中，中国国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残忍”等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强调。
周宁指出：“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语精英层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则标志着大众舆论层面的完成。十九世纪西方在中国人身上观察到各种特点，其描述复杂、混乱，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作用不是使西方视野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够轻松地把握中国人的性格，而是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了。《中国人的性格》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结束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在明恩溥归结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征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似乎清晰了，可以把握了。”
所有这些研究并不是一种学术的分梳、学理的推究，进而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这些研究只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被西方人征服、服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是一切野蛮部落和野蛮帝国的必然命运，中华帝国也只有屈服于这种命运才有出路。就拿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来说，作者虽然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中国人二十六种病状，但他最后想说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皈依西方人的宗教（基督教），才能拯救这些病入膏肓的野蛮人。由此看来，近代以来西方宗教的扩张，与殖民军事当局的权力扩张基本上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同样，西方社会所生产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知识，并不是为真理服务的，而是为殖民权力服务的。
历史上的西方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从否定面来建构中国形象的。与此相反，在伏尔泰之前，欧洲所有关于中国的言说都是充满了礼赞和憧憬，在他们对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专制、思想禁锢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中国被欧洲文化精英描述为富庶、自由、和谐、欢乐的世俗社会，并以此作为欧洲之楷模。直到1721年，德国学者沃尔夫还在一次演讲中称赞中国的道德哲学，描述孔教理想国是如何尽善尽美（他因此遭到普鲁士国王的驱逐，被迫流亡异国十六年）。1730年他又提出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典范，其内圣外王的统治模式符合柏拉图《理想国》的构想。有的欧洲学者甚至盛赞中国古代文明超过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伏尔泰的《风俗论》依然保留了这种美化中国的流风遗韵。《风俗论》是一部描述中世纪世界政治、历史、精神文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长达一百三十万字，它以中国内容作为全书的开篇，这种安排似有以中国作为文明典范的含义。伏尔泰说，当中国人在创造伟大文明的时候，偏居西方一隅的欧洲人还是奔波于丛林中的野蛮人。作者也从传教士的著作中读到若干中国社会的缺点，但是他对那些描述不以为然，处处为中国人的这些缺点辩护。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学者心中，中国形象跟乌托邦一样完美无缺。
当他们建构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时，并没有足够的现实材料，也没有一本扎实的专门著作进行学术论证。严格说来，这只是一场思想上的虚构。在启蒙运动之前，中国文化成了欧洲文化人进行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重要资源和理想标准。当然，这并不说明欧洲学者对中国有多少了解和研究。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反抗基督教的教权专制，几近武断地描述了一个理想的“他者”为自己所用，这种描述不但严重脱离实际，甚至包含着故意歪曲的成分。这种言说对知识和真理不负责，对言说对象也不负责，而只对自己的愿望和需要负责。
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出版）开始，欧洲学者笔下的中国形象发生了逆转。启蒙学者们在建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历史过程中，一步一步将中国建构为现代性的反面形象。中国不幸沦为他们急于抛弃的一切与现代性相对抗的负面价值的化身。中国被置于“他者”地位，成为打造现代性价值、表达他们的文化理想、突显他们的先进性和优越感的镜子。就像他们将中国描述为理想天国时缺乏足够依据和严谨论证一样，西方学者将中国描述为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妖魔形象时，也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和需要随意捏造的。就像伏尔泰对于批评中国缺点的言论不屑一顾一样，孟德斯鸠、黑格尔对于那些正面描述中国形象的文字置若罔闻，因为这些材料不符合他们的需要。伴随着启蒙时代的文化繁荣，西方殖民当局正在高唱着“理性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自由战胜专制、基督战胜邪教、优秀种族战胜原始民族”等等“文明信条”，理直气壮地用军舰和枪炮实施着屠杀和掠夺。西方文化精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捏造，正好为殖民主义者的屠杀和掠夺提供了具有现代性的“道义”依据。就此而言，西方圣哲也是西方殖民征服的参与者。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来说，通过反对擅长屠杀的政府而一步一步建立了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西方知识精英，骨子里包含着与现代性价值体系相对抗的一切负面因素。
中国精英认可并坚守殖民话语的背景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诸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建构的妖魔化东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2〕由这条描述不难获悉，当时的中国精英的确曾经将前来提出各种强人所难之要求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作野蛮人。
跟英国人把未能满足他们全部愿望的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相比，中国人把他们看作野蛮人显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为踏上中国领土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所干的都是侵害、掠夺、屠杀、割地、设租界、强行传教等等野蛮勾当。而英国人以及所有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人所发表的各种评价，不过是狼为了吃掉羊所抛出的一种说辞。有一只狼先是说羊在河里喝水污染了他的水源，所以要问罪于羊。那只可怜的羊辩解说：“我在下游喝水，你在上游喝水，我怎么会污染你的水源呢？”那只狼于是恶狠狠地说，总之我要把你吃了，而不再挖空心思编造别的理由。人类的伟大在于能够建构庞大的符号体系，能够编造各种自欺欺人的说辞。西方殖民者对所有非西方世界都张着血盆大口，像那只狼一样恶狠狠地说：“总之你们的国民性很肮脏，我得把你们这些不文明的劣等种族全给吃了，以便造福于文明世界。”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节节败退，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他们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一个弱者在面临绝顶危机时，难免随之出现精神崩溃，这样的全面崩溃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屠杀之后。
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顿时完全绝望。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从此以后，这只无辜的羊真的认为自己国民性很肮脏，甚至常常怀疑自己确实污染过狼的水源，“否则那只狼为什么非得吃掉我不可呢？”——这只可怜的中国羊一百年来常常进行这样的现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
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各种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现代的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蔡元培、梁漱溟、林语堂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我们这几代读书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批判起“国民性”来一直觉得理所当然，而且，一直把西方文明与价值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当年，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陈独秀、鲁迅是这样令国人振聋发聩的，后来的柏杨、李敖、龙应台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前不久，借着给刚刚仙逝的柏杨先生送行的机会，我写了一篇简短的感想《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其中写道：
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在鲁迅之后，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数都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对准中国文化、对准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扫荡。柏杨先生是继承鲁迅衣钵，用杂文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我们因为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更加深广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致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中国人应该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挺直腰杆做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像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那样，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
许多学界同人不同意我的这些想法，针对我的上述言论提出了各种批评。他们不但反复强调国民劣根性是千真万确实有其物，而且尤其突出地谴责我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恭，理由是对西方人的不恭就是对现代性的不恭，对西方人的拒绝就是对现代性的拒绝。
民族自决之后，应有文化自觉
对于这些批评，我从两个方面作出回应：
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精英阶层认可和接纳西方殖民者和相关国家的精英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并不是在一般的文化传播或学术交流的背景下发生的，而是在西方国家跟中国政治实体构成权力关系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接纳不是出于知识和学术的原因，而是出于权力的原因。简言之，就是我们被暴徒打得趴在地上，除了认可暴徒的权力和观点，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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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3-4-2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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